茶器是茶文化之載體，而紫砂乃茶器上品。明人文震亨曾言：“茶壺以砂者為上，蓋既不奪香，又無熟湯氣?！闭f的是紫砂壺之于茶的巨大實用價值，因此紫砂壺也有“世間茶具稱為首”的說法。

紫砂器物是中國獨有的工藝種類。人們說起紫砂就會想到宜興，紫砂幾乎是宜興的代名詞。確實，紫砂源于宜興，宜興紫砂以其歷史悠久、技藝精湛、大師輩出而聲振寰宇。宜興也因此被譽為“紫砂之都”。

殊不知，在紫砂中占據至高地位的文人紫砂，其萌芽、興盛乃至幾個高峰期的出現，或與浙江有關，或直接發生在浙江。在文人紫砂的高雅之地，浙江可謂獨領風騷、獨步天下。

紫砂制壺的歷史可追溯至明正德年間，而文人紫砂則萌芽于清早期，開先河者為康雍年間的陳鳴遠。陳鳴遠出生于宜興紫砂世家，他上承明代精粹，下啟清代格局，是紫砂史上技藝最為全面而精熟的大師。他亦匠亦文，平生喜交文人雅士，與金張、陳維崧等文官名士交往甚密。他帶領一眾藝術家涉足紫砂世界，嘗試在壺體鐫刻詩銘，器物精巧玲瓏，形韻天然，書名刻繪俱佳，靈秀清逸之中不失遒勁古韻，頗有晉唐之風。而陳鳴遠背后幾位提筆書銘、握刀篆刻的文人士子都是浙江人，如詩詞大家、海寧人曹廉讓，“東園主人”、余杭人卓子式，兵馬司指揮、嘉興人汪文柏，《全唐詩》編纂者、海寧人楊中訥。

陳鳴遠開文人紫砂之先，創文人紫砂的第一個高峰，其背后是浙江文人的默默付出，是他們為陳鳴遠添加了文化符號，創造了文化附加值。正因為宜興匠人與浙江文人的相互唱和，才有文人紫砂的這一人間雅事的橫空出世；也正因為工藝技藝與書畫藝術的珠聯璧合，才有陳鳴遠更加熠熠生輝的歷史留名。

文人紫砂，即文人參與制作的紫砂器物。文人墨客寄情于物，以坯作紙，以刻代寫，在紫砂陶器上題銘鐫刻，抒發思想，托物寓意，將個人的文學修養、藝術審美和生活情趣，用詩、書、畫、印的方式，表達于紫砂器物之上，從而形成了“文人紫砂”這一獨特的文化現象。文人紫砂是典型的“文心造器”，它是匠心與文心、技術與藝術的殊妙結合，是兩者的“重奏”和“交響”。文人紫砂，以器物為形、文化為魂，通過文化的附加，使其由“器”升華為“道”，正可謂“形而下者謂之器，形而上者謂之道”。正因為此，文人紫砂比普通紫砂更具經濟價值、審美價值、文化價值和歷史價值，為廣大紫砂愛好者所追捧。

至清乾嘉年間，文人紫砂之風開始盛行。這一時期的領軍人物為杭州人陳鴻壽（號曼生）?！拔縻霭思摇敝坏年惵?，以書法篆刻成名，詩書畫印皆精，喜好壺藝，以設計紫砂壺最為人稱道，是繼供春、時大彬、陳鳴遠之后，中國紫砂發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。他與楊彭年合作，獨創“曼生十八式”，把金石、書畫、詩詞與造壺工藝完美融合，形成了獨特的紫砂藝術風格，開創了文人紫砂的第二個高峰，留下了許多傳世名作。由他開創的紫砂文人壺的新風潮，影響深遠，惠及后世，成為紫砂界的不朽傳奇。傳吳大澂曾請人遍訪曼生壺不得，感慨萬分地說，“唯曼生壺令老夫心動而終難遂愿，此乃一生之憾矣?！笨梢娐鷫卦谖娜诵闹械臉O高地位。唐云癡迷紫砂，窮其一生收得“曼生壺”八持，現藏于杭州唐云紀念館“八壺精舍”，“八壺精舍”因此成為文人紫砂的“圣殿”。陳曼生之后，瞿子冶（上海）、朱石梅（紹興）等人延續曼生遺風，所制“子冶石瓢”等文人壺代表作品亦為后世稱道。

浙江寧波的玉成窯，為晚清文人紫砂的代表，在中國紫砂文化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。玉成窯始創于清光緒年間，窯址位于浙江寧波千年古鎮慈城。玉成窯不僅是一座文人紫砂的窯口，也通指由江南的文人墨客、金石書畫大家領銜，由制壺名家、陶刻高手等共同參與紫砂創作的一個文化藝術群體，其核心人物為寧波籍書法家、詩人梅調鼎。梅調鼎召集書畫大家任伯年、虛谷、胡公壽、徐三庚、陳山農，制壺名家何心舟、王東石等，參與文人紫砂的設計和制作。玉成窯最大的貢獻是把紫砂擴展到人文空間和生活空間，既面向文人世界，又面向人民大眾；不僅有壺，還有硯臺、筆洗、水盂、筆架、花盆、花瓶、清供小品等。玉成窯文人紫砂以文為先，寓文化內涵、審美價值、文人情懷與生活情趣于一體，可用、可賞、可玩于一身，外觀質樸典雅，壺銘短小明快，意境閑適恬淡，書法清雅古樸，畫作簡素空靈，刀法嫻熟勁利，其作品承曼生之遺風，創一代之新風。玉成窯既是晚清文人紫砂的一座高峰，也是整個文人紫砂歷史上的巔峰，彼時的寧波無疑是中國文人紫砂和紫砂文化的中心。

海派著名畫家、杭州人唐云帶動的當代文人紫砂，可謂第四個高峰，其風潮一直延續發展至今。唐云與吳湖帆、江寒汀、程十發、謝稚柳等人參與紫砂壺的書畫創作，經由沈覺初、徐孝穆等制壺藝人刻繪，風格多變、別具一格?！皦厮囂┒贰鳖櫨爸垡捕啻闻c當代文人合作，留下了諸多精品佳作。他與范曾、韓美林合作的文人壺，屢創拍賣天價。時至今日，唐云的學生、西泠印社副社長童衍方等人，依舊在文人紫砂的道路上不斷探索前行。

縱觀四百年歷史，文人紫砂雖起源于宜興，但浙江文人的友情參與是文人紫砂催生萌芽的一個重要因素。而文人紫砂的發展、興盛和繁榮都發生在浙江，文人紫砂的四個高峰有三個出現在浙江，這一特定文化現象的產生，有其歷史的必然性。

浙江毗鄰宜興，在交通不便的古代，地緣上的便捷為兩地經濟、文化的頻繁交流創造了先決條件。陳鳴遠與浙江文人的“興之所至”，以及后來陳曼生與宜興藝人的頻繁“雅集”，都得益于兩地地理空間上的便捷。

浙江歷來人文底蘊深厚，文人輩出，書畫名家燦若星辰。文人有“好玩”的特質，或“玩”于“紙”上，或“玩”于“石”上，或“玩”于“器”上。而紫砂器物“可玩、可賞、可用”之性，正好滿足文人之“雅”，是他們寄托情感、抒發情懷的極佳載體。文人紫砂長盛于浙江，與浙江擁有厚重的人文歷史和眾多的書畫大家有密切關系，幾個“高峰”相繼出現在浙江也可謂情理之中。